馮永基 知所進退｜香港建築前輩的4堂課

　　《香港戰後建築檔案》作者何慧心和袁偉然親自送書給幫忙寫序的馮永基先生，筆者隨行探訪，並邀得是次訪談。「與建築師交流才能坦承相談，我們平日對外大多只會說些客套的場面話。」他的幽默和海量的建築城規界別佚事，讓我們兩位筆者不知不覺錄下了四小時多內容。

 

馮永基
曾任建築署高級建築師，退休後成為中國現代水墨畫家及城市倡議者。公共建築作品包括濕地公園、西貢海濱公園及香港大會堂紀念公園等。現為不同官方及民間文化組織的委員和顧問。

 

不必要的建築設計

 

　　「Architecture for the sake of architecture（為建築而建築），有時是不必要的。」馮先生生於香港經濟起飛前，當時環境沒這麼逼、建築沒這麼密，從前空曠土地現在已填滿建築，略嫌「過了火」。完成一項建築，成品實體上佔據了公共空間，無論好壞，必影響市容，容易被建築師個人取向左右。在建築署工作多年，他尤其介意下屬和同事失控地為了表達形態而建築，因為香港地少、空間矜貴，因此更應阻止公營建築界有人為了做一種個人宣言式、誇張的建築，只為博外界掌聲，忽視建築實際為城市發揮的功用。

 

　　另一種是建築體量上的不必要，若設計符合功能，能滿足客人對空間的要求便可。他不支持誇張的設計，如超過十層的中空空間作室內中庭。即使公營建築的地積比率一般較私人市場寬裕，但亦不應浪費空間。

 

　　雖然他過往促成多項公營建築的改建和重建計劃，馮先生明白沒可能要求城市內所有建築皆精彩，但如果某些建築多年受各界抨擊，如：錯誤運用風格、不倫不類的設計、設計上比例不協調、體量過大...... 等等，他便會鍥而不捨請求政府和其他相關團體研究修正的可能性。有時建築本身不是問題，但活化後功能錯配，如一些英治時期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築，錯配為政府機構所用，倒不如改成美術或博物館。一些被丟空多年的空間，如油街前物料供應處倉庫，他亦有份推動改建成為現今受歡迎的社區藝文空間。

 

　　他認識很多建築界前輩其實對世界建築現況並不贊同，標誌性建築氾濫，「為怪而怪」，實際上是視覺干預。歐洲有些保留傳統特色多年的小鎮，因為某知名建築師介入而製造了新「怪物」，漠視與城市共融的需求。但這未必全是建築師責任，因為大部份設計比賽和設計投票均揀選標奇立異的設計獲勝，獎勵「怪異」。

 

「美學的誤判」

 

　　馮先生希望有天能寫成以此為題的文章，推動「美學革命」，讓大眾學習如何分辨品味高下，製造一波浪潮從而影響專業界別。現由筆者先作簡略預告。

 

　　香港60年代建築風潮曾百花齊放，詳情可見《建築檔案》一書。後來後現代主義興起，加上經濟起飛，業主往往「銀紙亂投」。因他們以貴價投得用地，被逼高價賣出獲利，以「豪宅」包裝吹噓其價值。但現在每有新樓發售，無論呎數多少皆自喻為豪宅，金碧輝煌，設計和樓宇飾面均奢侈無度，加上其他行政、繁複制度、大量文件工作、多層監管機制等問題，導致整體建築費太貴，無論公私營建築，往往超出預算。馮先生斷言，沒有開發商有勇氣，讓住宅設計回到基本、簡單設計，實際上售價可以只比居屋貴少許，讓本地大眾負擔得起。

 

　　近年「粗獷主義」風潮再次盛行，大眾熱衷發掘本地清水模建築，亦到訪外地名師作品。其實這是某種心理反應，因為日常見太多「閃亮」的設計，自然渴望見回建築的「裸妝」樣貌。馮先生自問不再願意做私人市場的設計，亦替他們覺得辛苦，因為學不能致用，與學習時的設計思維大相逕庭。若提出簡約設計，必然被業主指摘設計「馬虎」，其他部門或設計顧問又認為建築師沒資格教他們做事。即使市況日下，承建商亦不敢提出使用廉價做法，怕業主不收貨。

 

　　馮先生致力希望用正面的訊息去引導大眾學習何謂「品味」，豪華並不是「錯」，但品味是一種選擇。因為多年的濡染，香港人普遍失去對美學的理解，「物質」作為美學指標已成為本地文化。富裕程度和品味其實沒有必定關連，他嘗試向富商朋友推薦年輕建築師為其住家翻新，在外國各地皆褒揚的簡約、摩登風格，在香港卻被唾棄，他們真心地相信奢華是品味的指標，除了要求金光閃閃，又在各處添置大量風水擺設，嚇怕建築師放棄專案。他認識很多年輕人也因為教養和文化背景不同，懂得何謂品味，但奈何他們能力和影響力有限，未能扭轉風氣。IKEA（宜家）是很好的例子，它令很多人從庸俗走出來，創造人人可負擔的好設計。

 

　　他並不願以個人影響力公開指名任何設計的錯，「要向好的作品學習大家才有進步，『曳』的東西我直行直過。」他希望能潛移默化地推廣美學，讓大眾明瞭淺白的概念，引起漣漪和討論，過程中滲入一些高尚品味。若有天大眾會欣賞富有設計品味、但廉價簡約的建築，讓豪華豪宅回歸務實住宅，這場美學革命就有希望。

 

功能先行

 

　　以上列出馮先生以此為鑑的重點，是他或其轄下團隊項目中的原則。首先，是確保設計的功能恰當。「我們的設計是由內而外，不要只為『好樣』、有戲劇性而設計，根據業主要求、建築師分析、大眾需求等，找到空間需要提供的功能，開始規劃。」至於「外」的部分，就看建築師的板斧，作為署內團隊領導，他對下屬非常信任，會把適合的專案交到有相關板斧的設計師手上，讓他發揮所長，更毋需跟足自己想法。

 

　　西貢海濱公園（2003年）的設計以開放式及簡約為主，馮先生戲言他在專案中拆除的東西，比建造的還多。拆掉原有較密蔽的花園，增加廣場公共空間，設計概念以一排鐘塔貫穿整體規劃，但並不佔空間亦不礙眼。

 

　　他認為海傍優美環境需要有開放式用膳的餐廳，才是善用空間。但這樣複雜了政府業權管理，在康文署公園內加入食環署管理的餐廳，不獲官員支持，更可能得罪當年是區內餐廳老闆的一眾區議員，因為增加新商業對手，馮先生不敢強行推銷。最後幸得建築署署長明白設計的一片苦心，讓海濱空間增加公眾活動的可能性，才讓此餐廳得以落成。

 

西貢海濱餐廳，2003（L’ASGARD提供）

 

尊重文化歷史和原有風格

 

　　舊山頂公園有一些三角形建築，馮先生認為與周圍環境和歷史文化脈絡不相符，他主動敲門問署長爭取此項目，希望還原歷史中的面貌。涼亭、公廁、街燈、花圃、更亭等都被更換位復古英式，雖然是仿造，但更重要是尊重代表該段歷史的一些精神符號。

 

山頂公園水池，2011（發展局園境閣網頁）

 

　　他在著作和隨筆中常自嘲自己作品沒有個人特色，其實他把個人風格放得很低，作品中盛載的故事和意義超越個人美學。「我相信我是香港比較少有的、很願意維持和尊重每一個建築本來風格的建築師。」大會堂復修（1992年），他深入研究當年工務局和Ron Phillips（羅恩・菲利普斯）（1927年－）的設計和做法；赤柱海濱長廊（2007年）加入海港風帆設計元素；西貢加入歷史意義，受當區居民歡迎；濕地公園（2006年）已經是他風格最強烈的建築，是因為他「不甘心香港沒有Tadao Ando（安藤忠雄）（1941年－）」。龐大的建築體量，把大斜坡鋪滿草皮，在入口處望向建築，視覺上隱蔽在自然下；另一邊不可能完全消失，於是正向著濕地和水池，仍然是接連自然景觀。自然保育區也應是城市文化歷史的一部分。

 

香港濕地公園，2006，左：清水模牆；右：大斜坡（建築署網頁）

 

　　順道分享他的一個「推銷員」技巧：西貢的專案他一心想增加開放性，拆除舊有建築物。但他知道，千萬不要用建築理論去闡述設計，只會被人討厭你「拋書包」。與外行人溝通，切忌用學術話題包裝，會被誤會是炫耀學識。首先，提出居民或當區人士會關心的事情，如抗日戰爭紀念。第二，用當年報紙節錄的紙船作引子，讓大眾低調地回憶，若居民們同意做法，讚賞他們懂得設計的品味。簡單引伸設計意念，紙船是香港漁港的縮影，也是居民兒時玩物，連繫老中青三代人的象徵，等等。最後，當他們從設計中獲得榮耀感，便任由建築師主理執整其餘多項設計。

 

西貢海濱公園紙船雕塑，2003（維基百科）

 

Building less for more

 

　　近年馮先生作為水墨畫家的身份較外界熟知，在建築生涯中也不知從何時生起需要「留白」的感覺。他不清楚哪個時期開始，有種對社會強烈的使命感，時常感到很掙扎和「周身唔舒服」，不希望城市中的開放空間突然被龐然大物佔據。有些地方留白更好，有些建築物拆掉後問題便解決。

 

　　香港有個大問題是沒有良好城市規劃，香港甚少特意劃分成開放式花園、草皮，或廣場等露天開放空間，康文署的公園只是按人口密度安排適量面積，設計還被各種花卉、涼亭、水池等密佈。近年最成功的例子是啟德車站廣場，因為需要緩衝大型活動疏散人群才得以保留空間。

 

　　唯有一次大型城市空間規劃，就是港島區填海作海濱長廊。當年他亦有份作推手，但仍歸功於當年政府的遠見。作為環保分子，他本應是反對的一方，但他亦深明港英政府遺下的禍害是港島沿岸地皮歸私人管理，大眾不能享用。若這次是最後的填海，他是贊同的，市民可以有空地進行各種活動、表演。「比起海港較闊，但只有私家遊艇可以埋岸，我寧願收窄海港，但公眾可以享用海邊空間。」

 

灣仔海濱長廊，2021（建築署網頁）

 

　　跟其他建築師不同，他不著重於透過建築表態，或吸引視線，專案到他手總是先想甚麼可以拆掉。「香港給你珍貴的土地，建築師就應該保留這個開放空間。」Build less for more （建少，造就更多），「設計應留有餘地，不作過多的干預，留給有智慧的下一代慢慢考慮如何處理。」在香港，建大了不會變小，建高了不會變矮，空間需要謹慎設計。

 

保護設計的訣要

 

　　「我要率先知道每個項目日後會產生甚麼問題，我先克服它。」每個建築將來也有機會被人改至面目全非，甚至拆毀。業主大多投訴：難打理、又有水漬、保養費用昂貴，交給保養團隊的承建商，必然提議用廉價物料包覆，標榜不用打理。有時設計完成後，建築師準備好說明書和保養手冊，教導業主方如何打理，但難保另一年代的業主或部門主管（政府項目的「業主」就是管理該建築的部門）失去熱情，或無心讀懂手冊，設計岌岌可危。

 

　　「早些出手找一個外在力量，借他們的力量發聲，保留原有設計。」濕地公園主建築用大量清水模結構，在香港往往被人以易於保養為由，批盪、上漆、蓋鋁板等也可能發生。馮先生於是想到用「粗暴」方式，任由植物攀爬到牆上，待日後環保人士出聲維護外牆設計。

 

牆上的爬牆虎（濕地公園網頁）

 

　　他在署內大力推廣參加建築比賽，設計剛完工只能「靚」一會，唯有拿到獎項、獲外界肯定，讓其他官員信任建築師的能力和設計，才願意跟從原本設計維修。西貢紙船因天氣因素曾有破損，因項目獲得獎項及有地區代表性，才能以原本設計重做更換，不至遺下一灘池水沒人打理。

 

選賢任能

 

　　經歷過香港中央圖書館（2001年）事件（詳情可參考《誰把爛泥扶上壁》一書），建築署內部門認為需要改組，但並不容易，因為不能像私人事務所般成立設計團隊，讓某些建築師主理前期設計部分，其他負責管理合約和監察承建商。署方著重公平，不希望標榜某部門內建築師為「設計師」，好像強調了其崗位的重要性。

 

　　但馮先生深明，並不是所有建築畢業生有同樣的興趣或專長，若有擅長管理和行政的建築師被逼作設計，可能也很痛苦。他只能按原本架構執整團隊，只是剛好較多設計專才的下屬「加入」了代號SA18的團隊。當時署內有舉辦一些內部比賽，熱衷設計的同事都會參加，即使只有收到六、七份，也很快看到誰有熱誠和天份，獲邀請進來他的團隊。

 

　　每個他邀得進來的建築師，他都信任他們，安排適合的專案讓其發揮所長。「我不擔心成果好壞，因為我相信他們的才華；只要能把人才聚集起來，事情自然能成。我的工作，僅是提供便利、推動過程，並促進整個項目的圓滿。 」飯餘時間，團隊會一起分享各種見聞，像學院風氣般，講建築、講文化、講電影，產生了一種很好的關係，增加互相交流。

 

取得外界認同

 

　　能夠做到好設計，也未必獲取外界信任，馮先生經歷了建築署由無人問津、到建築作品被業界列為模範的過程。「找我們就像在公立醫院輪街症，你不會知道接診的醫生技術有多高超，純粹是剛好輪到他看診，收到藥，便匆匆離開。 」其他部門認為署內建築師也只是公務員一個，相較私人市場，老闆當然賞識其設計才委託該建築事務所，建築署初成立時很難取得委託人的信任。

 

　　上述提及，馮先生安排合適的同事做某些專案，落成後多報名獲得獎項，改變了署方形象，增加公眾的認受性。業主可能是一些其他局的政務官，領獎時邀請他們去頒獎典禮，讓他們受到尊重及有成功感，從而取得其他部門的信任，也讓他們知道署方的設計受業界和大眾褒揚。

 

　　公營建築用家是大眾，當然也需要諮詢他們意見，但更多時是背後的非官方形式。設計初期便安排和當區居民、尤其區議員打交道，即使只是閒談，也可以找到大家的共同點，建立互信。

 

從事建築的初心

 

　　馮先生的生平已有他的自傳和其他傳媒記錄，暫且不詳列細項。與大部分畢業生際遇相近，初出茅廬時在私人事務所「打scheme、煲水」（即在數天內完成一項設計投標，往往需要加夜班），參與了很多項目。年輕人皆有熱誠，很勤奮地工作。但慢慢發覺私人市場只能接觸住宅、辦公室、酒店等類型，難以接觸公共服務和文化相關專案，他希望入政府參與這些類別的設計。

 

　　他最終加入了分拆出來的建築署，甚至接觸到一些機要項目。與私人市場最大分別是：公共建築不需要為利潤去設計。例如香港的住宅項目，一定要望海、望向美景，盡量高，用盡辦法「炒盡」總樓面面積，成為香港建築師的生存空間，他認為是一個扭曲了的空間。在政府工作沒有這個需要，滿足部門要求後，建築師可以思量如何做好建築，發揮建築體量，考慮額外的功能，接觸哪些群眾等，再重新評估合適的概念出發點。這較為貼近建築學學生們讀書時追求的東西。

 

親身接觸建築大師

 

　　馮先生獲得一次珍貴機會，由署方推薦到一所外國事務所實習交流，他選擇了貝聿銘（1917年－2019年）的建築事務所。身邊朋友同事也很愕然，竟然選擇了步入晚年的現代主義大師，而非當年如日中天的Norman Foster（霍朗明爵士）（1935年－）。他解釋，是希望親身了解一個華人身份的建築師，如何能在西方社會中脫穎而出。

 

　　數個月的實習期間，見識到前輩的做人處事、如何跟客戶溝通、被同事們包圍著「問功課」的風采。貝先生很友善，百忙中接受了他的訪問，獲得一次深入交流的機會。他知道有些事務所創辦人未必親力親為或接觸每個項目，貝先生的公司規模很大，兩百多人，很多層樓。大廈地庫有個模型工作室，貝先生經常探問。「我非常欣賞這位七十多歲的前輩，儘管地位崇高，卻依然會鑽研模型該如何製作與改良，那份心態就如年輕人求學時般純粹。 」

 

　　交流經驗對他影響深遠，處事也嚴謹許多。以前還未有強烈的社會使命感，只求做好一個項目，況且當時的政府項目並不會帶來個人名譽。但觀摩過前輩的工作態度後，影響了他日常工作的心態，對自己、對設計提出更高的要求。

 

退，亦進 

 

　　他在建築署最後的時光非常開心，很多項目都獲頒獎項，提出的想法都能發生，但為何選擇55歲時提早退休？

 

　　「我純粹想畫畫，希望早起步，能夠走出香港。」做建築到了某個階段，知所進退，他認為自己不能再走更遠，不太可能有外國人委託他做設計。他曾經也憧憬在事業上衝出香港，準備了上海世博香港館概念比賽的設計，可惜遲交被退回。水墨畫和藝術創作一直是他的興趣，衡量過自己需要起碼十年時間積累，技術、人脈或口碑，因此毅然轉換軌道。

 

　　建築項目往往需要多年時間落成，他希望在生命限期內嘗試更多的可能性。建築師的成功是否僥倖？貝聿銘的才華和智慧國際間也備受讚賞，當初起步時，甘迺迪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（1979年）的設計標書卻未能獲得最高分，Jacqueline Kennedy（甘迺迪夫人 ）認為他有聆聽自己的想法，設計可以盛載她對這項目的理念，最終在一眾知名建築師之中突圍而出。能夠獲得客人信任，可能比設計天份更影響建築師的職涯 。

 

甘迺迪圖書館投標建築師名單（圖書館官方網頁）

 

　　同輩最會互相欣賞，若建築師和同輩的客人能同步，隨著社會發展獲得成功。其實藝術也是，收藏家普遍是藝術創作者的年齡同溫層，因為每個人也喜歡自己人生黃金時代的東西。他舉例，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「偏見」，覺得自己大學時期的流行曲最好聽，總說現在的古靈精怪，其實是因為那個是他人生最豐富、活力、熱愛生命的年紀。「現在我身邊的朋友，上了年紀且經濟寬裕，雖然依然欣賞我的作品，卻已不再購買了。剛退休時他們或許還有物慾，但到了現在，已進入一種不再追求『擁有』的境界。」

 

繼續奉獻

 

　　「我轉換了身份，坐進了許多委員會的席位，同樣在影響著許多決策。我從未放棄過建築，只是換了一種方式去實踐。」他經常留意著香港有甚麼舊的建築，寫了很多東西（可能是投訴信）給政府，為了改成更好的建築出盡辦法，他認為比自己親身投放時間在一個項目上更有意義。他在各類委員會內經常發表意見，例如香港藝術館（2019年）（前身為香港博物美術館）因為西九文化區逐漸落成而失去光環，他建議趁機活化建築。但不能只換外殼浪費公帑，於是拆掉大樓梯、自動電梯等擴闊室內空間，借改動空間之名，「搣」掉過時的外殼。他樂於在規劃上給予意見，像一個「伯樂」，找合適建築師做設計，離開政府工作後反而促使更多事發生。

 

　　前天文台台長是他好朋友，拿大埔滘潮汐站方案詢問他翻新建議，「我直呼：搞比賽！」遊說他這屬小項目，不怕問題發生，打趣說即使有事，也會有建築署照看。比賽必須是純粹的，不需比較履歷，才不會被大型事務所壟斷，讓年青人有出人頭地的機會。但坊間太少此類比賽，業主們怕沒經驗的生手會出事，情願憑過往項目和履歷委託大公司主理。西九藝術展亭（2016年）的設計比賽由唐英年先生提議，希望由香港建築師主理，減少大公司和外國公司參與的興趣，奈何香港在世貿條件下必須對全球開放比賽資格。最終收獲過千份比賽作品，很多外地人報名。「那時真的很擔心最終又是外國人勝出，但我們必須保持公道。慶幸的是，最後贏的是香港人。 」

 

大埔滘潮汐站「冰山一『閣』」，2024（天文台網頁）

 

　　香港的比賽的評審制度並不如中國內地，他們分兩個層級：第一層是全國專家，必須如實匯報各自分析和評論，確保評分是公道和有依據的。之後交給第二層級，多為市長或者省長，作最終判定。雖然他們是外行人，但其實篩選後的作品已經是萬中選一，皆為佳作。香港只有一個層級的評審，且太少專家代表，多數為立法會、區議會議員，有關部門首長，一、兩位建築、規劃、工程師學會代表。另一個問題是，香港有關專業中活躍的專家都已經「落場」參賽，「為甚麼總是找我當評審？並非因為我比較『叻』，純粹是因為我現在不再下場參賽罷了。 」

 

　　在普及、推廣建築方面，馮先生出刊了一書，介紹七十個他推崇的本地建築作品，每位建築師皆親身訪問。已退休多年的他，自問不怕被批評不公道，不會帶著私心揀選作品，也不像專業學會般生怕得失同業。筆者認為建築愛好者也應一閱，了解近二十年本地好作品。

 

　　「走到這個階段，知所進退，我明白自己能力所及之處。希望透過發聲，持續在建築界裡發揮餘溫。」

 

 

撰文：
（左）梁顥維  香港註冊建築師
（右）陳偉信  香港大學建築系碩士生